但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使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最終證明摩根大通清白無辜，不存在任何不當行為，這家美國銀行業巨頭的聲譽依然將遭受無法彌補的損害。當然，如果調查結果不利于摩根大通，它很可能將承受巨額法律費用和罰金。

      可悲的是，在競爭激烈的中國投行市場上，聘用“太子黨”（即中國高級官員子女）的公司絕不僅僅只有摩根大通一家。希望贏得中國業務的其他西方投資銀行也使用了相同的戰術。說句公道話，這些公司在中國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中國的統治精英知道如何利用西方企業之間的激烈競爭。由于投資銀行業務現在基本上是一個過度競爭的行業（它意味著質量差異微乎其微），掌握利潤豐厚的承銷合約決策權的中國官員往往會考慮其他因素。

      公然向震懾于《反海外腐敗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的西方銀行索賄很可能會遭到斷然拒絕，于是中國官員就考慮著這些外資大行能否為自己的子女做點事情。過去十年間，借助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強勁東風，許多大型國有企業紛紛謀求在香港上市交易，而確定哪家西方投行能夠獲得承銷大單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就是政治關系。

       因此，西方銀行爭相聘請出身政治世家、能夠幫助它們獲取這些豐厚合約的中國人。最熱門的聘請對象當然非太子黨莫屬。他們被認為是影響中國決策者最有效的工具。

       盡管一些太子黨的確帶來了令人垂涎的合約，但值得懷疑的是，雇傭他們是否總能取得奇效。幾乎所有角逐中國業務的投資銀行都訴諸于這種戰術，于是他們就不知不覺地助長了一場發生在中國統治精英內部的不可預知的權力競賽。為這些銀行效力的中國高官子女僅僅是其父輩的代理人——他們的父親在中國政治食物鏈的地位直接決定了這些高官子女達成交易的能力。

      即使幸運的太子黨通過父輩的政治影響力從競爭者手中成功搶得一單交易，他的雇主（即西方投資銀行）也可能會遭受惡劣的后果。失敗者當然具有很強的報復動機。他們也可能會披露骯臟的秘密，為贏家制造公關災難或令其頭痛不已的法律問題。如果某位太子黨的父親因腐敗問題而落馬（在中國高官群體中，這種情形屢見不鮮），一家銀行面臨的風險或許是無法估量的。

      鑒于聘用中國高官子女存在巨大的法律和聲譽風險，包括摩根大通在內的西方投行為什么允許這種行為延續了這么長時間？原因之一是，西方的監管和執法機構一直過于寬松。這種疏忽或許促使那些聘用太子黨的銀行相信，他們的做法是安全的。另一種解釋是，聘用太子黨的成本其實并不昂貴。他們的作用與股票期權非常類似。太子黨的名義薪酬或許很高，但如果銀行最終贏得一筆高達數十億美元的交易，那么這些錢就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了。要是太子黨未能完成其使命，銀行也隨時可以讓他們走人。

      此時此刻，摩根大通正在接受美國監管當局的嚴苛審查。西方投行和所有在華的跨國公司必須以此為契機，鄭重反思它們在中國開展業務時經受的腐敗風險。就聘用太子黨這件事而言，這些企業需要設立新的防火墻，保護自己的聲譽和業績。

      這些銀行可以采取的一個小步驟是，建立一個嚴格的回避制度。領取銀行薪酬的太子黨不應參與涉及其父母管轄部門的交易。這項措施或許無法完全阻止這些太子黨代表其雇主游說他們的父母，但這樣做有助于降低潛在的聲譽和法律風險。

      西方跨國公司也應制定一套行為守則，以減少聘用太子黨的動機。如果大多數西方公司承諾不參與政治資本競賽的話，大家的日子都會好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