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與效益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銀行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實際上是“知識差距”。在知識經濟條件下，勞動力的國際競爭力不再以廉價為主要的優勢，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科學文化素質的高低。勞動力科學文化素質的形成有賴于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源轉化為人才資源，更離不開人才資本的投資。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知識差距”，其實質就是人才資本投資的差距。這是因為，對勞動力的基礎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與對人才資本投資所獲得的收益相比，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

據著名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人力資本理論創始人舒爾茨教授測算，一個小學畢業生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43%，中學畢業生提高108%，大學畢業生提高300%。由此可以推算，投資大學教育增加的勞動生產率，是投資小學教育所提高的勞動生產率的6.7倍。可見，對人發展到高級階段的投資所獲得的效益，大大高于初級階段的投資效益。

中國科學院《2002中國可持續發展報告》認為，當時中國在人才的體能、技能、智能上的投入比為1：3：9，而收益比卻為1：10：100。由此可以直接推算得到，智能投入的效益是體能投入效益的11.1倍。

上述理論研究的結論充分說明，人才投資是比基礎人力資本投資效益更大的投資，人才投資是效益最大的投資。

“人才投資效益最大”在實踐中已被無數先例所證明——

投資人才資本比投資資源資本、產業資本能獲得更大的經濟收益和社會效益。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世家靠投資產業資本成為百萬富翁，用了近百年；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家族靠投資資源資本成為千萬富翁，用了50年；而電腦奇才比爾·蓋茨靠投資人才資本成為百億富翁，只用了十幾年。當李嘉誠在被記者問到為何幾十年的成功積累還不如比爾·蓋茨的幾年“暴富”時，他在感慨“后生可畏”的同時，承認比爾·蓋茨掌握了投資人才資本的先機，成功運作了依附于創新型人才身上的創新資本。創新資本可以讓一個“新品”在一夜之間戰勝一個暢銷幾十年的“名品”，這就是投資人才資本的巨大效益。

流失與回歸

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之所以不惜投入巨資以提供優厚的物質待遇和優越的工作條件來吸引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人才為他們所用，是因為他們清醒地知道，形成這些人才身上所攜帶的“前期”初級階段漫長的人力資本投資，已由人才流失國“買單”了，他們只需要進行“中期”的中級階段或“后期”的高級階段投資就可以迅速“坐享”前期投資的巨大效益。

近年來，“人才投資是獲得效益最快的投資”的規律，也逐漸被發展中國家所認識。這種規律啟示：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必須采取特別措施留住本國、本地區人才并吸引海外人才，才能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印度的“IT”人才回歸計劃和我國的留學生人才回歸計劃就是發展中國家“回引”人才的典型代表。

直接吸引海外留學人才歸國創業，不僅是縮短培養產業領軍人才和高層次技術專家時間的一條捷徑，而且，“人才投資是獲得效益最快的投資”的規律為我所用，使得我國既“回收”了前期流失的投資效益，同時也迅速“坐享”了海歸人才在國外積累的、由外國投資所形成的高端人才資本所帶來的巨大效益。“千人計劃”等海外人才引進計劃以“吸引回歸”回敬了發達國家的“吸引流失”，使這些“搶才”的發達國家也嘗嘗人才流失、智力外流的苦果。

我國最早啟動的優秀人才引進計劃——始于1994年的中國科學院的“百人計劃”，開創了吸引海外優秀人才的先河；而世界性金融危機的震蕩和國外人才激烈競爭的環境，為改革開放30年來穩步快速發展的、比國外更具綜合優勢和吸引力的中國迎來了吸引海外人才的大好契機。2008年中央組織部“千人計劃”實施至今已完成了6批引進計劃，數千名各行業急需的海外優秀留學人才紛紛回國創新創業。如今，著眼于長遠的“青年千人計劃”、著眼于以引進智力為主旨的“外專千人計劃”陸續出臺，使引進人才的結構更為豐富。

投資與裂變

如果說成才時段的人力資本投資是人的發展的一級助推器，那么創新時段的人才資本投資就是人的發展的二級助推器，創業時段的人才資本投資就是人的發展的三級助推器。

對于投資主體而言，成才時段的人力資本投資是國家和社會的“普惠性”投資，著眼于推進全體國民的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創新時段的人才創新投資是國家和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的“特惠性”投資，著眼于創新型國家的建設，著眼于推進知識創新，豐富人類的科學寶庫，為創業時段提供研究成果；而創業時段的人才創業投資就是國家和社會組織（以企業為主體）的“資本性”投資，著眼于創新型社會的建設，著眼于推進科技成果的轉化，期待著人才資本的增值以獲得更大的回報。

對于人才而言，成才時段的人力資本投資是基礎性的，勤奮求知的人在基礎性的人力資本投資的助推下能夠順利成才；創新時段的人才創新投資是必要性的，人才依賴必要的課題經費支撐以滿足研究所需的條件，從而“激發”人才的創新精神，順利開展創新性探索，獲得研究成果；而創業時段的人才創業投資則是具有風險性的，人才所取得的科研成果要轉化為具有經濟價值的產品，必須經過產業化階段，必須借助金融資本的注入和物質資本的投資。而社會金融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有限性以及創業投資的 “資本性”，決定了人才創業投資的風險性。為此，期冀著獨具慧眼的創業投資主體承擔投資的風險，“激活”人才的創業動力，支持人才將其創業夢想轉化為成功的現實，帶來“核能裂變”。

在美國獨立之初，為抑制美國的工業發展，英國禁止向美國出售生產設備，也不準技術人才向美國移民。1790年，英國建筑師和機械工程師、紡織業的先驅人物塞繆爾·斯萊特在兩位美國富商的資助下，以“農民”的身份來到美國，實現創業夢想。他的到來，使美國擁有了第一個具有先進技術的紡織廠，開啟了美國的工業革命。

2000年，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物理系留學12年的施正榮，看準國內新能源市場剛剛興起、技術有待開發的潛力，踏上了歸國創業之路。正苦于籌措創業資金無門之際，在一次演講中，施正榮所介紹的太陽能技術被無錫市風險投資公司投資部經理張維國看中了。最終，在張維國的支持下，無錫八家國企投資進入，施正榮于2001年9月成立無錫尚德太陽能電力有限公司開始創業。國內寬容的創業環境和充足的人才創業投資“激活”了施正榮的創業熱情，僅僅5年之后的2006年12月，尚德電力年產能力達到300兆瓦，躋身全球光伏電池制造企業前三強。施正榮在《福布斯》雜志“全球富豪榜”上以22億美元排名第350位，成為中國新的首富。尚德的崛起也同時帶動了中國光伏業的崛起，2005年七家光伏企業赴美上市，總市值達100億美元。中國也一躍成為光伏產業的最大生產國。

“人才投資是效益最大、收效最快的投資”，“人才投資是人才創新創業的助推器”等科學人才觀念，應該轉化為各級黨政負責人及人才工作者“人才投資優先保證”的實際行動。人才投資優先保證在確立人才優先發展的戰略布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是人才優先發展的長遠導向。由于人才投資效應的滯后性，作為一屆政府來說，“人才投資優先保證”可能在本屆政府履職期間“看不到”政績，但對于本地區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來說，則是功在千秋、澤披萬代的功利事業，體現了以人才發展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科學發展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