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就業形勢相對嚴峻的今天，并非只有艾滋病感染者、乙肝患者等特殊群體面臨就業不公，其實，求職者受到歧視的現象普遍存在，且呈“顯性化”傾向。戶籍、性別、年齡、基因、身高相貌甚至婚姻狀況和屬相，都可能成為應聘者被歧視的由頭。一些地區竟然在招收女性公務員時，要求乳房對稱。

　　與此同時，在平等就業的觀念嚴重缺乏、反歧視法律制度不完善、保障平等權利的行政和社會機制不足、對歧視傷害的司法救助措施還沒有建立等情況下，人們對待歧視現象，就像十多年前對煙囪冒煙、污水橫流一樣視而不見，求職者則表現出“隱忍”。

　　一項調查顯示，45.10%的受訪大學生認為目前就業歧視現象無法避免，30.02%的受訪者認為雖然可以避免，卻沒人管。遭到就業歧視后，67.03%的受訪者選擇了無奈接受。

　　作為用人單位，設立一定的條件，招收能夠產生最高效率的員工，是企業的權利。但這種自主權決不可“越過界”，造成就業機會上的不均等，則會構成歧視。

　　所謂歧視，并不是簡單的排斥、拒絕。有時，區別對待或者給予優惠等違反平等權的措施，都有可能成為侵害勞動者勞動權利的行為。一些企業便是利用“女性禁忌”作為借口，擠壓了女性的就業空間。

　　人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有通過付出勞動求得生存的權利。除了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別外，人們有權平等地按照能力擔任官職、公共職位和職務。

　　去年病逝的蔡定劍教授是我國著名憲政專家，就是堅決的反歧視者。他曾這樣評價反就業歧視的重要性：反歧視是為捍衛人的尊嚴和保護人格權，是為了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是為了充分發揮人的潛能和有效利用人力資源，關系到個人的幸福和人的健康發展，同時，更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石。

　　近年來，各種反就業歧視案件越來越多，如，反乙肝歧視、反相貌歧視、反婚姻歧視、反色盲歧視、反艾滋病歧視等等。這表明，普遍存在著的歧視已經導致了社會不公平感的擴大，不斷滋生著社會緊張、排斥和對立，并引發社會負面效應。如艾滋病感染者在遭受歧視對待后，感到極度痛苦和絕望，產生厭惡、報復社會的心態，甚至付諸行動。

　　因此，應盡可能縮短消除就業歧視的過程。解決就業歧視問題，既需要國家通過法律制度構建公平規則，也需要企業的理性用工，更需要培育就業者的權利意識，在三方的互動中才能使問題得到緩解。

　　當然，就業歧視并非簡單依靠教育、法律限制或打幾個官司就可以解決，更深層的則是一個基本的價值理念問題，即能不能善待他人。